若有陌生人进入村子，必须检查此人身份号牌，没有身份号牌要进行登记并上报。

组长有事找村长，村长有事找长乡，乡长有事找县令，任何人不能懈怠，更不能故意刁难，违者重罚！

……

在杨廷麟心里，乡村和保甲里甲类似，只是规划的更加仔细，更方便管理。

可是这个身份号牌却让他眼前一亮，京畿地区实行身份号牌后，人们拿着身份号牌完全可以自由流动。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自家地种完后可以去其他地方帮忙，能够获取相应劳动报酬，百姓就多了一份收入，生活肯定会变得更好。

古代对人口流动地管理也十分严格，毕竟人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经济等综合因素。

有了人口才有徭役、赋税和兵员，所以百姓们有了另类的身份证：户籍。

也就是将你的详细信息登记在册，朝廷好找你收税。

但户籍都是官府登记在册，只证明这个地方有这个人。

百姓们并没有类似身份证的证件来证明自己，而且户籍制度反而限制了百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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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有限，财力不逮，每统计一次户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如果让古代百姓们像我们今天一样随意移动，那就会出现本地有户籍记录，但无人员可以征税、征兵。

而流动到外地的人员，因当地没有他们的户籍资料，也无法对其进行征税等行为。

所以朝廷也规定户籍地上登记在册的人，禁止随意移动。

没有了人口流动，百姓们也不出远门，大家身边就都是熟面孔。

朝廷还每十户抽选出一个保长，从基层对百姓进行管理，乡里乡亲的更了如指掌。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百姓开始有照身贴，最后商鞅逃难时也是死在自己规定的制度上。

秦国之后，老百姓基本上没有了身份象征只有户籍，但官员基本都有象征自己地位的牌子。

比如虎牌，鱼牌，龟牌，玉牌，象牙牌等等，僧人出行有度牒，商人读书人出行有路引。

但这些和普通百姓基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基本不出村，甚至有人一辈子都未去过县城。

可是明末乱世天灾人祸流民遍地，为了不被饿死，流民到处乱跑，甚至大明京师都涌进数十万流民，这时户籍基本成了摆设。

在土改之前，想在京畿地区实行身份号牌制度基本不可能。

可现在流民已经全部被安置，京畿地区已经稳定下来，完全可以实行身份制度。

杀贪官斩勋贵，虐建奴平流寇，大力救灾，土地改革，似乎少年天子无所不能。

杨廷麟心里激动，急忙再次拜服在地：

“圣上英明，臣明日即通知顺天府各州县，严格执行陛下旨意，尽早让京畿地区百姓获得身份号牌，以后刺客和奸细只要进入顺天府，会立即被发现！”

朱慈烺扶起杨廷麟又道：

“爱卿平身，无论是官员勋贵，还是家丁佣人，顺天府每个人都要有身份牌，需要时方便查验，去吧！”

杨廷麟急忙躬身告退：

“遵旨，臣告退！”

……

南直隶

最近几天江南针对皇太子的屯粮依然在继续，开始都是一些富商和地主，现在连一些名门望族都悄悄加入屯粮行列。

他们炒高两家有两个目的。

第一，因蝗灾引起灾荒，导致皇太子土地改革的北方三省颗粒无收，让崇祯皇帝知道皇太子的土地改革彻底失败，只是个儿戏。

也为了耗尽皇太子手中银子，让他无法救济灾区千万灾民，在有求于南方士绅商贾时，打消在南方进行土地改革的念头。

第二个原因，当然是商人逐利，想趁机大发一笔国难财，南方商人背后都是谁？当然是那些士绅和大族。

本来商人在大明地位低下，但明末商人凭借手中银子大肆培养家族子弟，又和官员相互勾结，地位悄然间已经高高在上。

然而让江南士绅商贾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湖广商贾听闻南直隶和浙江粮价暴涨，他们也想分一杯羹。

于是有湖广粮米大量流入江南市场，一下把江南两米价钱打到六两银子一石。

其实六两银子一石粮米并不低，只是比前短时间将近八两银子一石便宜二两而已。

可江南这些人不甘心，经过一番商量，他们狠狠心继续购买同时，又动员一些大户屯粮，可以说江南整个利益集团都在屯粮。

大明天灾人祸，本就人多粮少，结果把粮价再次炒到八两银子一石。

这次终于引发百姓恐慌，为了不被饿死，他们纷纷拿出家底购买粮食，粮价顺势又飙升到八两五钱一石，眼看着要冲到九两银子一石。

李财主家中存粮五百石，足够家人吃半年，还有存银五万两，在南方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绝对处在中等水平，吃喝完全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