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文华“看来”，朝堂上的那些官员以及无知仕子们之所以谩骂义父严嵩无能，对义父严嵩说三道四，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义父，全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他们根本不知道义父为圣上、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义父严嵩辅佐当今圣上，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智计百出、硕果累累。

所以，赵文华就向严嵩建言，建议严嵩将主持朝政以来的，向圣上进献的揭帖密札中，选取可以公诸于世的、成绩显着的、善政善举的，刊发刻印出来，公诸于世，让列位臣工和仕子学生，知道事情的真相，明白义父严嵩作为内阁首辅的成绩和伟大，了解义父严嵩在他们不知道的背后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好事。这样以来，他们就不会再说义父严嵩无能，不会再骂义父只会谄媚圣上，不会再对义父严嵩说三道四了。

所谓揭帖密札，是阁臣所特有的一种文函。这是除了奏疏之外的，一种非正式的公文，阁臣们常常通过揭帖密札向圣上，就军国大事，提出自己的个人建言，供圣上参考。

当时严嵩听了赵文华的建议后，对赵文华很是赞许，着实夸奖了一番，当场同意了赵文华的建议，亲自将刊物赐名为《嘉靖疏议》，将《嘉靖疏议》的筛选、刊印示意交给了赵文华。

赵文华很快就将《嘉靖疏议》刊印了出来，京城郎官以上的官员都收到了一套，太学里也发了数十套传阅。一时间，《嘉靖疏议》成了京城炙手可热的书籍，成了京城的一件盛事，没有收到书的官员纷纷强烈要求，科道官员、地方官员也都登门求书，盛情难却，严嵩就让赵文华又加刻了百余套赠送群僚。

这本书作用很大，一时间，严嵩的声誉好了很多，朝堂也都稳定了。

严嵩为此，盛赞赵文华多次，赵文华为此得意不已，视为平生得意之作。

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本《嘉靖疏议》竟然被杨继盛列入到了第三大罪中，还成了关键证据。

现在，赵文华冷静下来仔细一想，额头后背霎时间浮现密密麻麻一层冷汗，他不得不承认，这一套《嘉靖疏议》确实有冒天之功、与圣上争名之嫌。

现在，赵文华后悔的肠子都青了。

再往下看。

四大罪。

赵文华额头上和后背的冷汗更多了，在这第四大罪中，杨继盛直接点他赵文华的名了——“皇上令嵩票本，盖君逸臣劳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劳之为。世蕃却又约诸干儿子赵文华等群会票，拟结成奸党，乱政滋弊。一票屡更数手，机密岂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满朝纷然已先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