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广德陷入沉思的时候，徐江兰已经看出魏广德正在思考事情。

从看到奏疏抄本那一刻起，她就知道这是一件政务，虽然按说丁忧在家的魏广德不应该插手此事，可自家相公明显知道这件事儿是不能拒绝的。

能够动用官驿传递公文，还是奏疏形式送来，随便猜也能知道是谁送过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打搅魏广德思考问题，而是出去端了一杯热茶进来放在桌子上，自己就退出了屋子。

做为后世来人，魏广德当然不会只看眼前的利益，而忽视将来。

就如同明朝宗室禄米般，明初定下的政策，在当时看起来对朝廷财政不够成多大压力，可是到现在已经变成朝廷沉重负担。

而王崇古谈成的隆庆和议，说实话，结果并没有达到魏广德的心理预期，甚至是大大的不如。

虽然按照王崇古的想法，固定每年的交易额，可魏广德更知道的是，规矩的设定本来就是为了打破的。

现在每年定下交易几万两，那十年后呢？

抚赏银可是按照交易额计算的，交易额越大抚赏银的需求就越多。

虽然大明为此可以得到马匹和牛羊，但是大明朝的朝贡从来都是薄来厚往，吃亏的生意。

安知鞑子胃口不会越来越大，不断要求提高交易额。

马匹和牛羊的市价加上抚赏银，这可就是高价了，根本达不到他想要的，削弱甚至控制鞑子经济的想法。

必须驳了他，给了蒙古抚赏银，后世所谓皇明三百年，不和亲不纳贡就会大打折扣了。

魏广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确定了自己的想法，虽然议和是他当初支持的，可条件太过苛刻，那就不行。

互市，在边镇开放自由市场当然没有关系。

可是让大明朝凭白给蒙古人送去大把银子，那就不合适了。

虽然算账，似乎这样朝廷岁支也能节省不少，可削弱草原实力的目的没有达到，那就是个错误的决策。

与其签署这份隆庆和议的内容，还不如等到俺答汗老死，草原实力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的时候，大明再把把汉那吉推出来更占便宜。

想明白了这些，魏广德当即拿着东西去了书房。

这里毕竟是卧房，可没有笔墨纸砚这些东西。

等他到了书房，自己直接幺出清水放进砚台，拿起墨条开始研磨，同时也在脑海里组织措词。

他不想去考虑朝中那些人支持这份奏疏的，这和他没关系，但做为阁臣，就必须把心中所想报上去，让皇帝能够好好思量这个事儿。

此时魏广德的脑海又开始了发散思维，忽然一个名词跳进脑海里，“晋商”。

晋商，其实就是指明清五百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不过在这个时候，晋商的实力还很弱小，即便一些晋商已经跻身大盐商行列，但他们更多的都会选择搬离那里，而是去了苏杭一代发展。

而且，因为明朝对边贸的严格限制，在这个时期晋商里除了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盐商的那些人，其他的商人实力都还很弱小。

即便插手走私生意，规模其实也不算大。

毕竟，在大部分商人眼中，还是盐业来钱最快。

和福建类似，都是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

不同的是，福建人大多往海外跑，而山西商人则是在大明国内流动。

晋中商人此时已遍及全国各地，虽然生意规模不算大，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

至于在明末，晋商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晋商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晋商也给予礼遇和重视，他们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这个时候，魏广德已经意识到，后世晋商会发展到那个样子，未尝没有互市的“功劳”。

在明中期利用互市壮大资本，结交大明边将，到了后期可不就胆大到直接做起汉奸商人，赚那些沾血的银子。

王崇古，山西商贾之家......

魏广德只知道晋商八大家里有个乔家，这还是托影视剧的福，才知道这户奸商。

但八大家里有没有姓王的，魏广德还真就不知道了。

或许，因为王家已经逐渐走进大明朝堂的关系，不会掺和进那些卖国勾当里，但是其他的晋商终于还是插手了。

山西的商贾之家，魏广德此时脑海里又出现了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