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和诸位大员们，开始商讨该给沐朝弼定什么罪名，怎么拟刑了。
杀是不可能杀的，沐朝弼毕竟是国朝勋臣，最多也就是削爵圈禁起来。
周延作为左都御史，法司官员，首先说道：“殿下，诸位，老夫以为，沐朝弼擅用火牌、强占土地、包庇逃犯等事体皆已经证实，其本人也供认不讳了，即以这三条上疏陛下即可。”
王用宾等人也赞成周延的看法，于是几人商定，以擅用火牌、窝藏逃犯、强占民田三项罪名上奏嘉靖，以贻害地方不止一端，况滇南远在万里，夷视攸关，若复再从姑息，恐益酿成祸阶，乞奋乾断以安遐方，乞将沐朝弼削爵圈禁，另择贤能以继黔国公爵位。
朱载坖领头画押之后，王用宾等人也依次画押，打上火漆印，将一应供状等上奏嘉靖，请求嘉靖圣裁。
嘉靖收到卷宗之后，并没有多看，直接找准了朱载坖等人拟定了判决，将沐朝弼削爵圈禁于南京，令沐朝弼之子沐昌祚继承黔国公爵位，因其年幼，暂留京师教养，待其长大，再令其还镇可也。
不过朱载坖了解了这桩案子之后，并没有感到轻松，一来是说白了此事就是糊涂官判糊涂案，将此案了结交差就行了，至于此案中的真情，其实大家都不愿了解，也没必要了解，沐朝弼从被朝廷押解后，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朱载坖也不由得感叹，何鳌当年所说大案多枉，并非虚言，大明的重大冤案却远甚前朝，往往都是这样的糊涂官判糊涂案。
朱载坖不由得对自己的讲官们吐槽此事：本朝司法、监察制度可谓空前严密。凡遇重案，三法司会审，九卿廷鞠，皇帝亲自裁决，旨在推情定法，刑必当罪，狱以无冤，然而实际上大明的重大冤情屡屡发生，尤其以嘉靖朝为甚。
前有李福达之狱，还是在张璁等人的强力介入下才有所改观，这样的刑狱制度，让朱载坖对于大明的基层司法根本不抱任何希望。
对于现在大明的现状，几位讲官也是深感无奈，高拱就任务法司不敢以律论断，而是事事唯帝意马首是瞻，揣摩皇帝的意图，三法司几乎完全处于依附的地位。这样的情况下，哪能按律法断案呢？
对于高拱的话，朱载坖也有些赞同，嘉靖继位以来，屡兴大案，借此控制朝臣。而严嵩担任首辅之后，也是多次兴起大狱，借此打击政敌。内阁大学士以五品之资，夺六部之权， 自然不为百官所喜。其时首揆之地遂为抨击之所。
无论是阁部斗争，还是阁臣内部的斗争，都伴随着结党攻讦。内阁为了控制百官，不得不组党，百官为了对付内阁，亦不得不结派。“所以廷臣中分成派系，互相攻击，总是无休无歇。他们的争斗往往借助司法手段，因而势必干扰司法审判，致使政治黑暗， 法纪败坏，冤狱不绝。
不过这些事情，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眼下朱载坖也无法处理此事，李春芳倒是对这位小国公感兴趣了。
让建议朱载坖干脆上疏，将这位小国公接到裕王府上来养育，一来是沐昌祚还小，远离父母，万一被人虐待，朝廷也不知晓，接二连三的黔国公出事，对于朝廷来说无异于是一桩丑闻，在裕王府抚养，也可以使他更加亲近皇室，再说他和皇长孙年龄相仿，以后还可以做伴当。
朱载坖当然知道李春芳等人意思，第一代黔国公沐英为什么受皇室信任，不光因为他是太祖皇帝和高皇后的养子，更因为他和懿文太子朱标的深厚感情，当时沐英获悉皇太子朱标去世，哭得十分伤心，不久病逝于云南任所，年仅48岁。
沐英之子才得以接替沐英镇守云南，形成了世镇云南的格局。所以李春芳请求将沐昌祚接到裕王府抚养，就是为了再次加深黔国公府和皇室的关系，培养一个彻底忠诚于皇室的黔国公。
朱载坖也对此表示同意，随即以裕王的名义上疏嘉靖，请求将沐昌祚接到裕王府抚养，对于朱载坖的上疏，嘉靖当即同意，将沐昌祚送裕王府由裕王妃一起抚养。
朱载坖觉得嘉靖三十六应该会消停了，俺答今年被暴打了一通，应该要恢复一下再进犯，短时间内不会大规模入寇的，南边倭寇有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应该也不成问题，但是朱载坖确实没想到，南直隶的急报已经到了京师了。
南直隶巡抚唐顺之、巡按赵贞吉上奏嘉靖，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江北倭寇突袭淮安府，将淮安府的百余只漕船及三十二万石漕粮全部焚毁，官军追之不及。
嘉靖大怒，当即将漕运总兵卢镗罢官，总督漕运兼理河道都御史郑晓也停职待勘，南直隶巡抚唐顺之，总兵戚继光各降一级，以观后效。
嘉靖确实感到极为愤怒，倭寇袭击沿海，造成损失，还则罢了，淮安府在何处？淮安府已经是江北腹地，又是漕运、淮盐的集散之地，朝廷专设漕运总兵以保护运河及漕船漕粮，没想到还是被倭寇袭扰了，三十多万石的漕粮被倭寇焚毁，嘉靖能不愤怒吗？
而徐阶也就此看到了机会，赵文华之前不是上疏称倭寇已经逐渐平息了吗？怎么现在倭寇还能到大明的腹地来袭扰？在徐阶和周延的指示下，大批的言官纷纷上疏嘉靖，称赵文华欺君，要求惩办赵文华。
这下连嘉靖也对赵文华有些意见了，之前就是赵文华上疏称倭寇已经不足为患，嘉靖才将赵文华召回来，还将赵文华由工部尚书升任为刑部尚书，这下把万寿帝君的脸打疼了，嘉靖当即召来严嵩，不悦的问道：“惟中言赵文华平倭有功？朕亦加官，而今倭寇复起，卿以何言？”
严嵩赶紧请罪说道：“陛下，老臣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