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街上，头戴红帽子与高唱《马赛曲》的人，会受到嘲讽与攻击，自由树都被砍倒，大恐怖时期的口号标语也被涂抹干净。

不仅如此，“人民之友”马拉的塑像被公然捣毁，整个城市掀起了一阵反马拉崇拜运动，甚至有人宣称要将马拉的遗骸从先贤祠里拖出来，扔到郊外的荒野里喂狗……

面对右翼分子的挑衅，巴黎东部各区无套裤汉残部，依然在顽强的加以反击，只是这些革-命者失去了他们的领导机构巴黎公社，加之身为左派领袖的比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等人，现如今一个个都麻烦缠身，而无法公开领导东部群众加以反击。

于是，很多无套裤汉稀里糊涂的选择了一种更极端的做法，他们积极响应律师巴贝夫在左派报纸《人民保民官》的号召，决定发动一场新的人民起义，继而推翻腐朽反动的国民公会，恢复《1793年宪法》，并贯彻其中的民主精神。

毫无疑问，巴贝夫和众多无套裤汉的这种不理性做法，最终适得其反，也正好落入右派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

自从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最终放弃了宣誓派教会，也不再给“国家教士”与“理性教堂”支付薪水和各种费用之后，意味着法兰西不再认可卢梭主张，罗伯斯庇尔实施的“最高主宰”。

于此同时的，国民公会也彻底放弃了大革-命时期以来，包括布里索、孔多塞侯爵、罗兰夫妇、马拉、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等，无数革-命者倡导的“国家教会制度”。

最终，教会与国家还是正式的分离了。

于是在1795年的新年伊始，国民公会也水到渠成的，通过了一条有关放宽天主教会管制的法令。

该法令宣布任何宗教，都可以按其意愿自由进行宗教活动；宗教被确认为私人事务，地方政-府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认可或支持。

此外，宗教信仰的任何外在表现形式，如僧侣的服饰、礼仪和教堂的钟，仍然被严格禁止。而且，信徒应购买或是租赁宗教活动场所，并向自己的教士或神父支付费用。

这些条款原本是想着限制宗教传播，但在法令通过之后，教士们诧异的发现赶来的信徒都表现的非常愿意，很多人为了教堂重建，宁愿掏空了他们口袋里的最后一枚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