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董良的叙述下，一个庞大帝国崛起的过程鲜活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我说过，我们华族是有大气运的。”
董良继续说道：“原本我们与英美交恶，与西班牙开战，这几年都要窝在南边随时迎接列强的报复。”
“但是突如其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为我们华族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个人的发展需要机遇，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同样需要机遇。抓住了机遇，国家和民族可能腾飞，错过了机遇，那就只能被人家踩在脚底下。这个世界终究是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
董良决定今天好好给手下上一课。
国家机遇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他还记得在另外一个时空，华夏正是抓住了一次次机遇，才能够在近代沉沦百年的情况下逆势崛起。
一战、二战，华夏都站队成功，朝鲜战争、对印、对越反击战，改革开放……
每一次华夏都抓住了机遇，才能够成就后世的成功。
原来董良觉得利用克里米亚，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窗口期，完成驱除鞑虏的大业就可以了。
后来他想想，还是不够。
仅仅是这样，依然没有将这次机遇利益最大化。
进攻远东与别的地方不一样，不需要太多的兵力。
因为沙俄也仅仅是在这两年才将势力延伸的到这里。
这就控制了战争的成本。
而且这里的夏季短暂，漫长的冬季就连行军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打仗了。
所以说在当地立足才是最重要的。
假如现在攻下远东地区，沙俄因为克里米亚战争根本就没有能力派遣足够的援军过来反击。
这样华族就能够安心在这里发展两年，修建堡垒、城池，开办农场，囤积物资。
到时候沙俄远道而来，而华族在这里有城池，有物资，那么还会害怕沙俄吗？他们打不下这里，到了冬天还是要退走。
要是再过几年会怎么样呢？
那时候的沙俄刚刚结束克里米亚战争。战败的阴云弥漫在国内。
这个时候华族再去挑衅沙俄，他们一定会加倍报复。
通过对华族的仇恨来转移国内百姓的注意力。
沙俄的国内矛盾已经相当严重。19世纪的沙俄，跟它那个时代名声在外的一批思想家、文学家一样，在性格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矛盾综合体——一方面，作为扑灭法国大革命野火的“欧洲宪兵”，沙俄非常反动而落后。
但另一方面，正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担当“欧洲宪兵”的过程中，沙俄贵族们开始认识到了其国家自身的体制有多么陈腐、农奴制有多么恶劣而不人道、沙皇的君主专制又是怎样一种在欧洲各国中独一份的奇葩存在。
这种觉醒最终导致了1825年沙俄皇权交接过程中的“12月党人起义”，进步贵族们公开率军反叛，要求沙皇进行君主立宪改革、扩大议会权利、甚至废除农奴制。
虽然这场起义被尼古拉一世严厉镇压了，但给这位沙皇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为了维持统治，尼古拉一世一改沙俄此前锐意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严禁沙俄贵族去西方各国留学，甚至连旅行、通婚都进行了限制。
他还在国内设立了监察机构，要求每个沙俄公务人员同时都兼职成为思想审查员，严格控制西方启蒙思想在俄罗斯民间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