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寨及其港口建设的地方是在黄河北流入海口的北面地块，是理应属于辽国管辖的地方。按照宋辽澶渊条约的规定，双方在边境地区如果要进行任何形式上的改造或修建，都必须要经过两国的外交照会，然后在得到对方的许可后方可进行。

不过，在宋辽以往交往中，辽国因为一直保持着自己随时可以通过骑兵快速出击的强大优势，快速实施进攻，所以它几乎不会谋求在边境线上进行任何新设城寨的行动，而只是简单地反对宋朝有类似的行为。

去年年底就曾因为宋军想对霸州城外的一座破损的石桥进行修缮，迅速引发了辽军强烈的反对与军事威吓。

所以，在秦刚的提议，新建的墟寨与码头都是在辽国的领土上，而作为对面的宋境管理者，秦刚是不会对此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

而即使是这个消息最终传出去，估计在这个时候，全大宋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敢跳出来触碰辽国人的霉头。

而这个墟寨与港口，都是由海上而来的蕃商自行前去修建的。

不仅建造的大量建材、包括施工的工人等等，皆自海上而来。辽军只是在离其十里的地方新扎了一处军营，安置了两什的军马，每天定时过来监督一下建设的情况与进度而已。

因为渤海的风浪偏小，港口还是直接修在海岸线上，以尽可能减少河口带来的泥沙影响。延伸出来的长长栈桥两旁，大致能停靠八到十艘五千料以上的大海船。

为了发展考虑，天津寨还在海岸边圈出一个方圆五里的营寨范围，先行围好了寨墙，在里面前期先完成了靠南部一半的建设。主要修建了一批仓库，并辅以客栈、商铺以及足够的马厩设施，而北面的一半则留待今后的扩建使用。

天津寨终于在大宋河北路与大辽南京道忙于应对春旱与蝗灾的这一个月里，快速地完成了基础建设，并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批的粮马交换。

而在天津港被装上海船的四百匹优质战马，看似扬帆离港驶入了大海，实际上只是在近海不远处兜了一个小圈子，很快就在浮阳寨靠了岸，将这些马匹快速地卸船上岸。

好在只是短途的海运，这批马在船舱里受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早已在浮阳寨等候着的乌索董带人迅速地接收下这批马，转去北面的养马寨进行养护调整。

养马并没有之前以为的那么简单。

大宋缺马，不仅仅只是缺乏马匹本身的来源，还有非常糟糕的马政：

主观上，大宋对养马极其重视，朝廷有专门负责养马的群牧司，其长官都是由枢密院重臣兼任，同时还有太仆寺专门分管皇室及祭祀所需的马匹，有驾部专门负责边境买马和养马官员的赏罚，同时还制订了专门的管理条例来规范管理、考核官员并有奖惩。

只是在澶渊之盟之后，战事减少，马匹需求降低，各项条例规范便开始日渐松弛直至废止。后来因为与西夏战事的吃紧，又开始恢复，只是由于恢复的效果不佳，王安石变法时，推出了保马法进行替代，也就是由民间来代替官府养马。

其实，无论是之前的官方养马的监马法，还是之后民间养马的保马法，只要规范做到位，都会是好法。只可惜大宋进入党争时代后，各方掣肘、相互攻击、朝令夕改、人事扯皮，终于将大宋的马政几乎完全地败坏干净。

世人常说契丹贵族对待牧奴非常苛刻，剥削与奴役要比宋朝地主更凶残，为何却依然能养得好马呢？其实，这只是关联到不同族人骨子里的基因传承。让汉人养马，就像让契丹人种植水稻一样，都不是自己所擅长的技能。

乌索董的这些族人，在养马寨管理陆续交换过来的战马，先是将其按特性分成了三类：汗血马、宛马和千里马。

汗血马只是一种称呼，并非一定会有红色的汗液，而是指挑选出来速度快、耐力强、体型健壮的战马，可以用于精锐骑兵主战的马匹之用。

宛马是指体型稍小、力量稍缺，但是专注于速度快的战马，它们可用于短途冲击。

千里马则是一种速度极快、耐力也强、但体型最小的战马，主要用于斥候侦察和游击战使用。

这三种马不仅需要提前区分开来，有针对性地提供给不同的骑兵兵种使用，而且在它们平时的饲养管理中，都会需要针对它们的马性、有着相应不同的对待方法，以使得其长得更健康、更强壮。

过去在南京道时，由于他们的当家人都是萧得里底的私兵，平时没有军饷，全得要靠他们自己出去“打谷草”。

所以，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这些士兵及家人的生活十分困苦，只能依靠平时为自己放养一些牛羊马及产出获取生活所需。再有所缺，则必须依赖于萧得里底偶尔给予的一点赏赐。于是，他们便几乎成为了萧得里底事实上的牧奴，毫无人身自由与私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