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开放海禁——唐顺之

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武进人,儒学大师、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抗倭英雄。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后调任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督师抗倭途中不幸染病,于通州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其为“荆川先生”。

唐顺之,出生在名门官宦之家,天生聪明并极具个性,年纪轻轻就遍览经书,在同龄人中属佼佼者,父母对他管教甚严,除对其严加要求外,并不时为他寻觅当代的名师为其辅导,因此学业有成。22岁的唐顺之因为在乡试中脱颖而出,便参加了三年一次的会试,荣登第一,内阁大学士杨一清非常赏识他,准备录取唐顺之作为殿试第一,唐顺之断然拒绝,杨一清所派遣的使者往返五次都没有结果。杨一清愤怒地对下属说,“老举人教出来的年轻人就这样无知吗?”杨一清刚开始把唐顺之放在一甲第三名,后来又把他移到二甲第一名,嘉靖帝亲自批阅唐顺之的试卷,御批“条论精详殆尽”,虽然唐顺之是二甲,但他是第一个试卷有御批的二甲考生。

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他喜见自己能收罗到唐顺之这样的人才而十分高兴,因此欲利用他的权力提拔唐顺之到翰林院为官,可没有想到初入仕途的唐顺之婉言谢绝了张璁的知遇与栽培,按部就班地上任兵部主事,这让张璁十分扫兴。

唐顺之的母亲随唐父出任信阳知州,到天津的时候,因病卒在中途,唐顺之为母亲丁忧解除后改任吏部稽勋主事,不就升迁考功。任内唐顺之引荐贤德,劾退不肖之人,正直不阿,廉洁自持,不同于流俗,与吏部同僚格格不入,因此相处困难,多遭排斥,唐顺之感到官场的艰辛。除去母丧丁忧,唐顺之在任时间不足三年,结交缙绅数十人,“嘉靖八才子”同会京师,诗酬唱和,唐顺之结识王慎中、王畿、罗洪先等人,文学思想与学术思想因之转变。

唐顺之被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校累朝《实录》,因与赏识他的主考官张璁性格不投,便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张璁开始搁置不批,这时张璁手下告密促,使张璁认为唐顺之有意疏离他,张璁心中恼怒,一怒之下便草拟文书让吏部主事批准他还乡,并表示永不叙用。唐顺之客居宜兴,开馆授徒,一直都在家中闲居,家居三年有余,唐顺之诗文创作风格为之一变。

世宗批准其官复原职,嘉靖帝长期深居内宫,不受朝贺,不见外臣,唐顺之忧虑朝政,便和廷官罗洪先、翰林编修赵时春上《东宫朝贺疏》请求朝见太子朱载壡触怒世宗,被削籍。于是唐顺之回到常州,虽然离开官场,但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于是决心退下来潜心读书。

回到家后,唐顺之在城里买了一幢宅院,因为过于喧嚣就弃置了,于是他搬到宜兴山中,之后迁居到更僻远的陈渡庄,闭门谢客,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钻研《六经》《百子史氏》《国朝故典律例》,忘寝废食。他还学射学、算学、天文律历、山川地志、兵法战阵以及兵家小技,在三十六岁时,曾向河南人杨松学习枪法。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专家学者闻风前来,与唐顺之共同研讨学问,唐顺之和道士们也常有交往,在家里闲居近二十年,御史赵炳然、江南巡按舒汀、内阁学士徐阶、工部侍郎赵文华等相继荐其复官,被他一一回绝。

嘉靖中期,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内战中的败将溃兵,便纠集武士、浪人及奸商,武装掠夺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被称作“倭寇”。当时中国的巨商和海盗与倭寇的相互勾结,倭患严重,沿海各地的“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们为了牟取厚利,大规模进行走私,成群结党,分泊各港,后来竟变为亦商亦盗,兼行劫掠的行为,嘉靖皇帝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赵文华前往查探。

朝廷命赵文华前往浙江祭海,同时督察沿海军务,时任南京兵部尚书总督和浙、福南畿军务的张经在王江泾大破倭寇,因他不能忍受赵文华颐指气使,两人失和,赵文华就诬奏张经抗战不力,顺便捎上浙江巡抚李天宠。而朝廷听信了一面之词,将张经、李天宠逮捕下狱,赵文华乘机荐举亲信胡宗宪为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后升总督。

以工部尚书身份提督江浙军务的赵文华,素知唐顺之有经世济时之才,且熟悉江南海防情况,深知此人极有才学,不但满腹经纶,且有治国平天下之大志,且通晓军事,曾在兵部任职。所以一到江南就去拜访他,讨教御倭之策。唐顺之对江南海防形势了如指掌,根据各地的情况,提出了平时和战时的兵力部署和御敌方案,赵文华听到唐顺之的一番议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心网罗唐顺之为己所用。赵文华要出资为唐顺之修葺先人坟墓,遭到唐顺之的坚决拒绝,唐顺之在《与赵甬江司空》指出赵文华别有用心,“修葺先人墓的举动才能使我义不容辞相助,可人相识,贵在知心。”赵文华碰了钉子,但仍不死心,又要荐举唐顺之复出,唐顺之索性避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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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华回京复命,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荐举唐顺之,于是唐顺之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据记载当时举荐唐顺之出山的奏折,亦有50余件之多。唐顺之知道危害东南沿海一带各大城市的倭寇,到处攻城略地、打家劫舍,苏州、松江、宁波、台州均曾遭其蹂躏。唐顺之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是极为愤慨,他为此痛心疾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倭寇赶尽杀绝,可是唐顺之知道赵文华是严嵩的心腹爪牙,久为士流所唾弃,如果在赵文华的推荐下复出,自己就会被认为是严嵩同党,必然会招致非议。

因此,他以服父丧为由,推辞了朝廷的任命,严嵩听说唐顺之屡次拒绝任命,就让人带话恐吓他:“闻唐荆川欲学吴康斋,视吾辈荐用者为石武清。”吴康斋指吴与弼,石武清指石亨,严嵩认为唐顺之是把自己当作石亨那样的弄权大将,不愿意合作,威逼之下,唐顺之压力巨大。经过一番推托,唐顺之最终再度出山,赴京述职,他曾就此事商议于罗洪先。罗洪先说:“你从前已隶属官籍,你的身子并非你自己所有,怎么能和一般隐士相比?”唐顺之于是出任,然而他的声名亦因此颇受损害。

唐顺之到北京,得到了严嵩的赏识和器重,不久又被提升为职方郎中,此时大海盗汪直被胡宗宪诱捕斩首,东南形势略有缓和,西北边境却形势吃紧,重镇蓟镇驻军缺额很多,平时也缺乏训练,遇到敌情,全依赖其他地方的援兵,经常处于被动的态势。严嵩就派唐顺之巡师蓟镇,核实兵额,唐顺之奔波了两个月,了解到驻军的许多弊病,写了一篇《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提出清弊源以收逃卒,专责任以严勾捕、定班戌以便人情、责大帅以主练兵、明赏罚以励士夫等建议。唐顺之回京复命,严嵩又派他前往江南、浙江视察军情,与胡宗宪协谋讨伐倭寇,唐顺之受命后,奋然说道:“一月贼不平,请拿将官,三月贼不平,请拿郎中。”

在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时,唐顺之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当时大部分的将校兵卒都惧海战,因此他们常常假借各种原因拒不出战,这恰好给倭寇提供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人民遭此难,决定以身作则,下海体验生活,他从江阴驶向蛟门,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他处之泰然,并把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转变作风,尽职尽责,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自诩明军无力抗衡,便在崇明驻扎大本营,一直盘踞在崇明水域,而唐顺之的使命虽然只是巡视军情,可他身先士卒,战斗在抗倭前线,率领舟师于海上发动进攻,把倭寇驱赶到大海,击沉贼船十三艘,歼敌一百二十,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一次少有的御寇大捷。崇明大捷鼓舞了士气,唐顺之升为太仆少卿,进右通政。倭寇又侵犯通州、海门,形势危急,唐顺之率兵驰援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在姚家荡大破贼寇,余寇退守庙湾。

此时,唐顺之接到胡宗宪的公文,说倭寇复犯崇明三沙,命其火速领兵增援。唐顺之认为庙湾贼寇已被围困,指日即可攻克,于是回师江南,跃马布阵,持刀直前,倭寇见军容严整,于是坚壁不出。官兵攻打贼巢,死伤甚众,唐顺之持刀奋身前往,冲到距离倭营百余步的地方,逼敌出战,总兵卢镗等请求退兵。唐顺之不允,亲自披挂上阵,持刀直薄敌营,卢镗恐有闪失,坚持要唐顺之撤退。

此时,正当盛暑,唐顺之在海上已漂泊了两三个月,卤侵炎蒸,劳顿颠沛,身心疲惫,旧病发作,前时旧疾亦复发加重,乃回太仓调养。唐顺之因功擢升右佥都御史,并接替李遂为凤阳巡抚,兼提督军务。倭患稍定后,时任淮扬巡抚的唐顺之,上书请求复开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市舶司,并请朝廷推举人才担任市舶司长官,打破了嘉靖朝长期以来的海禁局面。

唐顺之提出要求废除渔船出海的禁令,倭寇曾冒充渔民登岸,或抓获渔民充作向导,当局就下了禁止渔船出海捕捞的命令,唐顺之认为不让渔民出海,就断了他们的生计,也影响到军饷的供应。只要管理得法,加强检查督察,完全可以防止倭寇的混入,渔船在官兵的保护下出海,又可以巡逻海域,击贼于海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胡宗宪十分信任和器重唐顺之,对他的建议无不听从,毅然废除了出海的禁令。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唐顺之再次泛海巡历,行至通州,病情严重,没过一会突然病发,唐顺之知道自己病危,便下令让船快行,他把麾下诸将召到帐中,说:“我本来想要与大家通力合作,守护社稷苍生,但现在恐怕不行了,希望大家共同勉励。”他托付好了自己的遗愿,但没有一句话涉及家事。

唐顺之乘舟巡视通、泰,巡至通州,对诸将说:“我生平只希望有这三种死法,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被敌人俘获,为朝廷尽忠而死,要么病死在海上。没想到今时今日能够保存全身死在这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他命令军士取好坐席,在上面躺了一会,便整理好衣服,端坐而逝,年仅54岁。

在军事上,他主张抗倭,对实战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文学上,主张“本色论”,“师法唐宋”,是明代中后期“唐宋派”的领袖,作为明代诗文大家,唐顺之以古文与八股文着称于文学史;在思想上,主张“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重新整合王学左、右两派思想,为阳明心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