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而后封藩制度在明成祖朱棣的改良下被剥夺军权和参政权，宗室子弟整日无所事事，于是“开枝散叶”成为其生活的主要活动。

另一方面，朱元璋作为贫苦人家的出身，势必不愿让自家人再经历那般艰苦，对自家亲人尤为的爱戴呵护，亲王的地位上仅次于天子，财产更是富可敌国的存在。

在明初，宗亲虽享有仅次于皇帝之下的地位和财产，但毕竟数量稀少且分散于全国各地，以明朝广阔无垠的肥沃国土供养他们自然是不成问题。后来，宗室成员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初明太祖预想的数字，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有些省份需要供给宗室的俸禄远远大于该省的总税收，造成了朝廷入不敷出的局面。

比如庆成王儿子的数量就达到上百人之多，以郡王为例，郡王嫡子世袭郡王，余子皆封镇国将军，只庆成王一人之力便让明朝需要凭空增添出上百人份的镇国将军俸禄，日积月累起来明朝国库所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根据明末的相关记载，历经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当时宗室子弟数量已经超过一百万人。

明朝封藩的宗室等级自上而下可以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其中亲王、郡王的嫡长子可以直接世袭其父原有的爵位，其余爵位会随世代进行降级，但最低降至奉国中尉。这一制度在明代不同的年代会稍有不同，大体上遵循以上的制度。

后来多位皇帝面对朝廷不堪重负的宗室俸禄压力时不断地削减俸禄的数量和封地的范围，试图挽回中央财产的大量流失，但在数以万计增加的宗室人数的影响下收效十分有限，始终没有出现一位敢于大刀阔斧挑战太祖祖训的统治者。

这样一来，宗室的数量永远有增无减，这倒是正和了朱元璋当初荫蔽子孙、繁衍壮大的初心，只是无形中流失了许多本应发挥更大价值的财物与人员，在盛世年间这般姿态当然无伤大雅，一旦到了动乱时期，许多由此引发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带着无限唏嘘留下悔不该当初的泪水。

到了明朝末期，每年用在宗室子弟上的俸禄就要占到朝廷总收入的一半左右，自己的辛勤劳作平白无故要养这些闲人，百姓对此也是敢怒不敢言，朝廷除了一次又一次略微削减俸禄数目之外也没有实行更进一步更有效地举措。正赶上明末的气候条件发生重大转变，严寒冰冷的空气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

农民种不出庄稼，自然没有钱去纳税，朝廷的收入被再次压缩，随数量不断增加有增无减的宗室子弟的开支越发的窘迫。一方面对百姓的步步紧逼必然会激起农民起义的发生，另一方面一旦起义爆发国库空虚的朝廷连发军饷都成了一件困难事，富得流油的宗室子弟便理所应当的成为了起义军眼中唾手可得的一块块“肥肉”。

小主，

在明太祖朱元璋刚刚建立封藩制度时，一开始的设想是依仗其作为动乱时期的勤王势力来稳固统治，因此在封藩时还赐予受封人大量的军队来作为自身军事力量和战时勤王的武装力量。但这种局面只持续了朱元璋这一时期。

到了朱棣统治的时期，由于朱棣本身就是假借勤王的的幌子借机叛乱当上皇帝的，他对封藩这种能够严重威胁到自身统治地位的制度感到十分畏惧。在位期间对于封藩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藩王成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身份，只能在自己的封地活动，也无全权对封地的军队、财政进行任何参与。这一改变违背了当初朱元璋设立封藩制度的初衷，造就了上百万只会放纵享乐的社会蛀虫。

于是，在皇室宗亲如蚜虫般将明朝的营养吸入自己体内时，明朝像一株徒有其表的参天大树内部却早已腐朽溃烂的大树，只需轻轻一推，便会化作一捧黄土，不堪一击，烟消云散。

正因为如此，在听到燕震说道可以为朝廷开源的时候，王承恩显得有些失态。他激动地抓住燕震的手腕问道：“如何开源？可以为朝廷解决多少银两？”

崇祯皇帝现在有多缺银子，没人比王承恩更了解了，做为历史上少有的勤奋皇帝，王承恩甚至一直都觉得上天待朱由检不公。他和崇祯即是主仆，又情同父子，他他亲眼看着朱由检从出生到牙牙学语，到摇摇晃晃的走路，再到现如今成为了大明帝国的皇上。有时候，他看着崇祯为了国事操劳日渐消瘦的样子，经常会心疼的一个人偷偷的抹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