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年的疫情中，苏念没有回过娘家一次。

一方面是因为知谨小，疫情反复。

另一方面是县里的规定，体制内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县区，若有特殊原因需向单位报备，顾政南作为中层，更要以身作则。

在疫情开始的第二年，樊畅频繁地出现自杀倾向，幸运的是，每次都被苏振民及时发现并阻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樊畅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异常，她开始出现伤害他人的举止。

面对这样的局面，苏振民无奈而又痛苦地做出了决定——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苏振民每月的养老金刚好能够支付樊畅在医院的费用。

为了生计，他再次来到县城，原本打算继续干保安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因为这个事情，苏安跟苏念打电话沟通过，一是苏振民年纪大了，劳动力有限；二是，当时当时情况特殊，他并不想让他接触过多的人。

苏念和苏安的想法一致。

最终，苏安和徐晶商量之后，决定让苏振民留在了县城帮徐晶照看孩子，而徐晶则在小区里的一家超市找到了个收银的工作。

生活虽然简单，但也算安稳。

快递开放的时候，苏念会往家里寄点儿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给苏思思买些衣服和鞋子。

与此同时，她又给苏振民转了三万块钱，以备不时之需。

关于这笔钱的事，苏念曾与顾政南提起过：“我爸是个很内向的人，现在，他每个月的工资几乎都用在了我妈身上，手里的钱肯定所剩无几，但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开口向苏安要钱，我不想让他过得如此艰难。”

顾政南宽厚地说：“你给就行了，毕竟，赡养父母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苏念在转给苏振民钱时，心里其实是有些话想说：“你不要把我给你的钱再贴补给苏安用，你自己拿着花。”

但话到嘴边，她又停住了，因为她知道，如果苏振民真的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不用她提，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如果苏振民不明白，那么即便她说出来，也是无济于事。

当苏念转给苏振民钱的时候，苏振民的态度却十分明确，他对苏念说：“我目前手里确实也没什么钱，要不我肯定不会要你的钱，但这些钱算我借你的，等你妈的情况稳定了，我攒下钱就还给你。”

听到这话，苏念立刻回答：“不算借，是我孝敬你的，如果我真的是想借钱给你，那我一开始就会与你说清楚的。”

疫情放开的那一年冬天，先是小知谨突然发起高烧，持续了两天，紧随其后的是苏念，她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

而就在苏念发烧的第二天，顾政南也开始感到不适，体温逐渐上升。

顾政南刚开始发烧的那个下午，家庭再次陷入紧张：小知谨因无法排尿而被苏念和顾政南急忙带到医院检查。

因为小知谨从前一天晚上九点开始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一直没有排小便。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医生并未发现明显的问题，于是医生建议他们再观察一小时，让小知谨这一小时多喝水，如果孩子还是无法排尿，建议住院。

可越是这样，小知谨越是哭闹着一口水都不喝。

于是，苏念和顾政南利用那一个小时回家将住院的所需物品准备好，就等着办入院手续。

果不其然，到了下午六点，小知谨因无法排尿最终被安排住院，而这一天刚好是小知谨三岁的生日。

办理完入院手续，小知谨便开始了连续的点滴治疗。

病房里的隔壁床位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和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儿，孩子已经睡着了，女人正在整理出院的物品，因为她们第二天要出院了。

当午夜的钟声悄然敲响，小知谨仍然未能排出小便。

顾政南无法再保持沉默，他不得不告诉苏念：“刚才知谨的主治医生私下告诉我，如果这瓶药水输完，知谨还没尿的话，再加最后一瓶药水，如果还尿不出来，他让咱们转到市里的医院，说怕是肾上的问题，县里医疗水平有限，无法治疗。”

听到这番话，苏念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等当下这瓶药水输完，医生进来问：“孩子尿了吗？”

苏念紧张地摸了摸小知谨的裤子，回答：“没尿。”

于是，医生又加了一瓶药水。

到了凌晨的十二点半，最后一瓶药水输到一半儿的时候，小知谨睡着了。

医生过来查房，问：“孩子尿了没有？”

苏念再次紧张地摸了摸小知谨的裤子，这才发现小知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尿了，他的裤子和苏念的腿上全湿了，苏念由于太紧张，小知谨尿在她身上，她却毫无察觉。

这一刻，苏念和顾政南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大口气，心中的担忧瞬间化为了欣慰。

医生叮嘱道：“一会儿输完这瓶药水就不输了，你们都早点休息。”

苏念和顾政南朝医生道过谢之后，顾政南从苏念手里接过孩子，柔声说道：“你躺床上睡吧，累了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