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伍仙桥回夏茅的路上，双哥把车窗降了大半。

风卷着国道的土腥味往里灌，吹的人眼皮发干。

他没提刚才在大排档的事，只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从中控台摸出一盒烟，扔给我一根。

“这两天别让红姐她们乱跑”，双哥吐出一串烟，火光在他指尖忽明忽暗。

我把烟点着，嗓子眼里有点堵，说：“我知道，这孙子既然能摸到家门口，说明早就盯上咱们了”。

车子进了夏茅。

这一片的民房盖的密密麻麻，巷子口的路灯坏了一个，显的影影绰绰。

我下车没直接回家，而是去了楼下的烟酒店。

五哥正靠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瞎哥则蹲在门口，手里拿着个收音机，正听着粤语评书，断断续续的电流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显的刺耳。

见我进来，瞎哥把收音机关了，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昭阳，怎么这时候过来了？”

我拉过一把塑料凳子坐下，直接说：“五哥，瞎哥，这两天辛苦一下带上家伙，随时可能出事”。

五哥抹了一把脸，眼神里的困意瞬间没了。

他没问为什么，弯腰从柜台底下抽出一根缠着黑胶布的钢管，在手里掂了掂，点点头。

瞎哥倒是嘿嘿一笑，从裤腰后面摸出一把折叠刀，手指一拨，刀尖在日光灯下泛着青光：“放心，有我跟五哥在，这楼里的猫都别想溜进去”。

我心里踏实了些。

五哥、瞎哥、双哥、小东哥是我在广州最硬的底牌之一，话不多，但真要动起手来，小东哥一个顶五个。

回到三房一厅，红姐还没睡。

她穿着真丝睡裙，坐在沙发上翻着服装杂志。

“谈的怎么样？”，红姐抬头看我，眼里带着倦意，也有几分担忧。

我脱掉外套挂在架子上，走过去捏了捏她的肩膀说：“小事，生意上的磨合，过两天就好了”。

她没拆穿我。

红姐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女人，比谁都精。

她放下杂志，轻声说：“昭阳，钱是赚不完的，命只有一条”。

我没接话，只是把她揽进怀里。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