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鹤鸣剿匪之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非常顺利，定广、洪边的仲苗很快得以平定。

剿匪大军连战连捷，捷报一封接着一封上报朝廷。

只是慢慢的他就笑不出来了，剿匪容易安抚难。

剿匪之后各方面的安抚都要巨额花费，没有钱根本寸步难行。

而且由于他的这种行为，更加激怒了各地苗民，使得汉苗关系更为紧张。

一年后，肃清贵州省内危害最为严重的仲苗、红苗的战略方针也彻底失败。

贵州省的情况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实际上，苗民作乱的根源，确实有一部分贵州各地卫所营哨势力大减的原因，但这部分其实只占少数。

更多的还是因为各苗民村寨人口日益增多，这几年又天灾人祸，苗寨里粮食不够吃。

这些吃不饱饭的苗民就只能依靠当地有粮的土司、大户、商人接济过日子。

他们实际上就相当于开海之前的倭寇。

真正作乱的，都是他们背后之人。

张鹤鸣一味的想用铁血手段来镇压苗民的叛乱，自然只会更加激化矛盾。

只是张鹤鸣就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一般，誓要对苗民追杀到底。

万历四十五（1617年）二月，贵州巡按杨鹤上奏请求‘申饬用人’之法治苗。

所谓的‘申饬用人’大概意思是说，：黔中八番之地交错复杂，夷汉杂居，四方的亡命之徒众多，而且所有的粮差、驿站等供应事务繁重，都由卫军负责，而卫所官员众多，互相牵制，日益削弱，最终耗尽。他历查诉讼文书，发现苗仲之民出来劫掠，没有一件事不是有人与其暗中勾结的。因此想要教化夷人先要从汉人开始，想要教化汉人要从选用优秀官吏开始。具体包括：其一，重视郡守弹压的权力；其二，重视州县官员的选拔；其三，重视司道方面的任命。

其次杨鹤还认为，黔中到处都是夷人，内廷的金钱接济不上，动不动就说要大力围剿根本不现实。

四川、湖广额定给贵州的军饷不来，就算有韩信、白起这样的名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目前的计策，紧急的在于治标，也就是大力围剿；长久的计策，紧急的在于治本，也就是用人。

从杨鹤的奏折中就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了张鹤鸣战略的问，也意识到苗乱的根源，其实是官乱。

但可惜他的奏折并没有引起任何风浪。

万历四十五（1617年）五月，贵州两江的苗王望烈，因受不了张鹤鸣镇压苗民，于是纠集苗众围攻施秉县城。

此事也标志着苗、汉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零星劫掠演变成了有组织的攻城叛乱。